去年在后坡的土堆前，我给一周点了支烟。风把烟圈吹得七零八落，像极了当年路灯下他算题时蹭掉的橡皮屑。1986年那个秋老虎天，他把菜里仅有的几片肉夹给我，油星子溅在搪瓷缸沿上，映得他眼睛发亮：“你多补补，将来考研究生。”现在我年近花甲，办公桌上总摆着煮鸡蛋，学生们以为是养生，只有我知道，这是在替那个总把好东西留给我的傻小子，尝尝如今的好日子。我们是“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”。他总在宿舍熄灯后蹲走廊路灯下背单词，铅笔头都磨圆了还在草稿纸上画。有次我讲语法讲到冒火，他挠着头憨笑：“再讲一遍，肯定懂。”毕业时他塞来个布包，里面是四年伙食费账单，连我蹭他半份菜都记着。“这是咱友谊的账本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火车正哐当哐当切开暮色，他扒着车窗挥手的样子，我记了半辈子。
他回老家当基层干部后，把摇摇欲坠的九口之家撑了起来。2023年噩耗传来时，我正在给学生讲《中国的世界遗产》，PPT上正好是黄土高原的沟壑。现在每次站讲台，看见后排打瞌睡的学生就想起他——那个说“想让村里孩子走出大山”的人，终究没等到我桃李满门的这天。前几天又去看他，坟头的草都齐腰深了。我把那本泛黄的账单轻轻放在土堆上，就像当年分吃一碗青菜豆腐那样。“一周啊，”风卷起纸页哗啦啦响，“你看，咱的账还没算完呢。”
